宋朝的榜下捉婿有多疯狂？我们来看看《萍州可谈》里记载的盛况：“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，择过省士人，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，谓之‘榜下捉婿’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：每逢科举放榜，京城的有钱人家全体出动，看到榜上有名的进士，直接下手抢。什么八字合不合、家世配不配，统统不管，先把人抢回家再说。

《萍州可谈》

《萍州可谈》的作者朱彧，字无惑，湖州乌程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出身官宦世家，父亲朱服是熙宁、元丰年间变法派干将，曾奉命出使辽国，后出任广州帅。朱彧自小随父游宦，走遍北宋的大江南北，目睹了市井百姓的生活百态、文人雅士的雅趣、官场的繁杂，他把这些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，一一记录下来。有海上贸易的繁华，有市井小吃的烟火，有文人之间的闲谈，有百姓的悲欢离合，内容生动而真实，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，窥见北宋的市井繁华与人文温情。因此，朱彧也被后世誉为“民间史官”。

宋代广州市舶司（清 佚名《远眺广州城 》水彩及水粉重纸本）

朱彧对宋代海外贸易及广州市舶管理情况记载尤为详细，《萍洲可谈》卷二中有记载：广州蕃坊是海外诸国商人聚居之地，设蕃长一人管理公事，“巾袍履笏如华人”；海船“深阔各数十丈，商人分占贮货，货多陶器，大小相套，无少隙地”；船上有“鬼奴”（昆仑奴）善游，船漏时持刀絮自外补之，“入水不瞑”。这些鲜活细节，是研究北宋海外贸易最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
今天我们总说“人人都是记录者”，但真正有价值的记录从来不是流量猎奇，而是对日常细节的耐心凝视。

此外，朱彧还是世界现有可查最早记录航海指南针使用方法的人。“舟师识地理，夜则观星，昼则观日，阴晦观指南针。”

宋代水浮法指南针复原模型（图）

在当时的舟师手里，指南针不过是谋生工具，没人觉得需要专门写下来。但朱彧有一种“把当下当历史”的敏感。他站在码头边，看着海师阴天里取出磁针，意识到这是人类第一次不靠日月星辰，而靠一根针在茫茫大海上辨方向。

我们今天身处技术变革洪流，多数人只是被动使用者，而非清醒记录者——任何时代，最稀缺的都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能在日常中认出技术意义的那双眼睛。

朱彧的笔不只写海国风物，也写庙堂人物的生动侧面。《萍洲可谈》里北宋宰相们的退休生活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
富弼（左）和司马光

名相富弼退休后，是个典型的驴友，每天都骑着驴外出游玩。

有一天，富弼身着一身布衣，骑驴在郊外，迎面上遇到了任职水南巡检的一名宦官，出行很有派头，仪仗队前呼后拥。鸣锣开道的小卒看见一个老头骑驴迎面走来，就喊：“骑驴那老头儿赶紧下来，让路！”富弼不加理会，举鞭抽打毛驴，加快了速度。

小卒看老头比自己还嚣张，怕得罪人，于是声音变弱问道：“既然你不肯下驴，能告知名号吗？”

富弼举起鞭子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弼！”

小卒懵圈了，听不懂，就向宦官汇报，宦官听懂了：“这是相公大人啊！”于是赶紧下马，退避在道旁。富弼举鞭打驴，扬长而去。

书中还记载了司马光、苏辙、黄庭坚、沈括等人的轶事，对苏轼记录尤为详细。朱彧的父亲朱服虽然是新党一派，在广州邂逅苏轼两人互相间吟诗作文，饮宴交流。后来还因此被告发获罪，先被贬到泉州，再贬蕲州，罪名就是“谄交轼、辙，密与唱和”。

《萍洲可谈》还记载了王朝云去世的经过：东坡谪居惠州时，朝云经常让一个老仆去买广南流行的美食——蛇羹，她以为是海鲜，得知是蛇肉之后就“哇”的一声，惊恐地吐了。朝云从此就开始生病，直至数月后香消玉殒。

晚年的朱彧，在湖北黄州买地筑室，自号“萍洲老圃”，过起了种菜写书的隐居生活，大约在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前后离世。

《萍洲可谈》的“可谈”二字说得平淡，他不慕功名富贵，只以笔墨留住北宋烟火气。朱彧用自己的坚守，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珍贵的历史记忆，告诉我们：平凡的烟火，也是历史最动人的底色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呈现的市肆百态（局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