滴滴滴，滴滴……95岁老兵手速迅疾、拍发稳健、间隔清晰，口中模拟电报声响起的音律，那一瞬间，岁月仿佛被传送到曾经的光辉征程。

老人回忆年轻时当电报员的经历，用生命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，而战火无情常常带来转瞬生死的讯息，“经常这样，今天看到的战友，明天就看不到。后来一问，说他已经找不到了，看到他已经被打死了。”

陈阿侯，男，1932年6月出生于杭州市。1945年6月参军入伍，加入浙东新四军，任华东电训队通讯员，之后转入三野司令部，从事通讯工作。1950年8月调入空军二师，继续从事通讯工作，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先后任空军二师通讯队报务主任、沈阳军区空军通讯团教导排长、空军三源浦场站通讯队台长。1959年11月调入齐齐哈尔空军39师，任参谋一职，1964年11月于空军第二训练基地三团司令部入党，次年转正。1972年1月退伍，回到杭州市，任上城区房管所清泰房管站负责人，直至1993年2月离休。陈阿侯同志，从军27载，功勋卓著，先后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并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三等功一次，获军功章一枚。

以下文字为陈阿侯对峥嵘岁月的回忆

杭州沦陷

我出生在杭州一户普通人家，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弟弟，父亲在造纸行务工勉强维系家中生活，母亲负责操持家务，虽然日子过得清苦，但有父亲母亲的陪伴和教育，一家人在一起还是很开心，我们也很满足。

直到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了，家中生活变得更加困难，造纸行关闭后，父亲只能靠上山砍柴贴补家用，家里吃饭都困难起来。当时日军在杭州十个城门设卡，限制市民进出，掠夺百姓财物。虽然每个卡口仅有七八名日本军人持枪执勤，但却无人敢反抗，当时的我虽然年纪很小但也明白，即便日守军只有寥寥数人，但只要有枪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便不敢反抗。在一个深夜，外面传来消息，有一名日本军人被袭击，为抓捕袭击者，日军将在杭州地区开展大扫荡、大清洗。收到消息后父亲很紧张，告诉母亲要带着一家人出去躲躲，于是天还没亮，我们便丢下家中细软，立即逃往周边村镇避难。后来由于日军的扫荡范围太大，想再逃也已经来不及了。

为了躲避日军，父亲把我和弟弟藏在箱子里，嘱咐我们不要出声，箱子里面黑压压一片，能听到的只有弟弟的喘息声。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才打开箱子抱我和弟弟出来，我只记得父亲身上湿透了，母亲则面容憔悴，手上拿了点干粮给我和弟弟，我问母亲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，母亲只是摇摇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那天我能听到的除了门外的叫喊声和枪炮声就再没其他声音。

参军入伍

1945年5月，这一年里日军变本加厉，更加丧心病狂地掠夺财物，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后，我越发希望能够参军报国，打跑日本侵略者。终于，我的人生迎来了转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结识了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他虽然看起来年轻，但却成熟稳重让人觉得很值得信任。

他告诉我可以跟随他参加慈溪地区的新四军，当时我也没多想这件事的危险性，就是想要参军，想要逃离日军的剥削和压迫，想要报效祖国。我便开始与他谋划如何逃离杭州，与新四军汇合。后来才知道不只是我，有很多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也参与了进来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参加新四军，抗日救国。

1945年6月的一个深夜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新四军将在渡口接应，因是临时收到的通知，我没有时间和家人告别，便带着弟弟一起加入到从军的队伍中，没想到这一次离别却是8年之久。即使现在我还能记得那晚的情景，天空中没有月亮，巷道里一片漆黑，为了躲避日军的城防和巡逻队，大家一起行动不安全，于是我们分成了很多支小队伍在夜幕下迅速前进，如幽灵鬼魅般穿梭在杭州市内的小巷中。现在想想，到港口的路并不是很长，但当时却觉得走了很久，每个小巷里的情景都依稀可见，湿漉漉的房檐、布满青苔的石阶，走路要很小心才能避免滑倒，我跟在队伍中间，因为紧张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最终我们从港口渡江到达慈溪，与前来接应的新四军成功汇合。

由于弟弟年纪太小，接应人没办法带着他一起走，只能送回杭州。离别的时候弟弟不住地回头，我以为他会哭，但这次他却表现得很坚强，拉着我的衣角告诉我说：“哥，你一定要记得回家的路，再过几年我就来寻你。”与弟弟道别后，我便踏上了参军报国的道路，我知道这条道路不会容易，但是此时的我却十分轻松，心情也舒畅了。

沙场报国

不久后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我的部队整编成为第三野战军，我也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当时的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上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。因此，毛主席提出运动战，即避敌主力，诱敌深入，集合优势兵力各个击破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孟良崮战役，国军74师号称“五大主力”之一，下辖三个旅清一色美械装备，战斗力极强，师长张灵甫更是黄埔军校毕业。我们只要击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，就能挫败整个敌兵团的锐气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在我军部队对其展开合围态势后，74师仍以装备和地势优势坚守，周边的国军部队也前来支援，蒋介石更是亲自督战，战斗空前激烈，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。

陈毅司令员下令发起总攻，部队便像潮水一样涌了上去，敌人的装备精良，机枪对着我们扫射，火力密集的我们只能趴在地上，抬不起头，但只要敌人的火力不那么集中，我们就又站起来冲锋。就这样，路上不断有战友倒下，但是冲锋的脚步却没有停歇，有的战友中弹后在地上艰难的往前爬，寻找掩体。我试着还击，但硝烟遮蔽了视野，很难发现目标。冲锋的路上，炮弹随时都会在身边爆炸，我知道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，因此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往前冲，拿下敌人的阵地，为倒下的战友报仇。

战斗打了一天一夜。不冲锋的时候，我与战友们就在战壕里，国军的炮火非常密集，每一轮轰炸都会有“五响”，也就是炮击会持续五次才会结束。由于战场的面积比较小，部队比较集中，敌人的每次轰炸、每个炮弹扫过都会有战友牺牲，在没有收到上级指示前，我们就在战壕里，动也不敢动，有的人出去探个头就可能再也回不来。最终我军全歼张灵甫的74师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战士在这场战斗中倒下了再也没起来。如今，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这些英雄用生命换来的。

后来我被组织选送至华东三野电讯队受训，从事报务工作。1949年5月，被调入三野司令部，成为一名通讯兵。在司令部从事报务工作后，陈毅司令员时常叮嘱通讯班的工作必须小心细致，不然会出大麻烦。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我也明白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，即便是一个敲击错误，也有可能会贻误战机，甚至导致前线战友的伤亡。因此每一次发送电报的过程我都十分认真仔细，在完成后还必须反复验算才罢休。正是因为保持着认真谨慎的工作态度，我的整个军旅生涯从未发生一次工作纰漏。

1950年8月，我被调入空军二师。空二师本是陆军编制，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，整个部队转编为空军，使用的是当时苏联援助的飞机。在连云港的辽阳机场，我主要负责通讯工作，任务是保障飞机和物资的运输。当时的困难很多，一方面由于志愿军很多都是由南方北上，物资跟不上，许多战士们穿着单衣，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，却倒在了寒冷的冰雪中；另一方面，苏联对于承诺的飞机一拖再拖，前方战七得不到支援，战斗打的非常艰难，直到后来毛主席亲自赴苏联谈判数月才最终解决问题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我被调到沈阳军区空军通讯团任教导排长。之后在齐齐哈尔空军39师任通讯参谋，直至1972年1月退役。

地方建设

回到地方，我被安排负责清泰房管站的工作，站里平时主要负责辖区内房屋的管理和修缮工作。由于刚刚负责站内工作，各条线都不太熟悉。因此，平时除了熟悉业务以外，同事之间的相处也尤为重要，为了能够更快的融入新的集体，我常常参与到维修队的日常工作之中，向老师傅们请教问题，与大家干在起，时间久了也就熟络了。

房管站的工作虽然繁杂，但是这份工作需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，马虎不得。由于市房管所给各个房管站分配的资金和物资有限，因此需要对报修的单位进行严格划分，以便节省材料，更好地、更多地完成各个单位和老百姓的委托，从而避免“无米下锅”的尴尬境地。

现如今，我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，再也不用为了一碗饭、一床被而发愁，我的子孙也过得幸福美满。我时常告诉他们：你们生活在这样幸福的今天，要懂得感恩，感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，感谢那些曾经为共产主义牺牲的、奋斗的先烈们，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如今的生活。

我爱我脚下的这一方水土，我爱我的祖国，我也希望如今的有为青年们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，为我们所爱的中国奉献自己、燃烧自己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！